“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经胡耀邦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同时新华社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5月12日至13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以及全国多数省级党报都转载了此文。
     由于这篇文章阐明，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也是检验“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因而文章一发表，立即遭到了一些当时位居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上的人们的严厉指责和抵制。

      胡耀邦是邓小平路线的坚定支持者，他当时是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1977年8月他对中央党校编写党史问题材料的人们提出了两条编写要求：“一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还创办了一个名叫《理论动态》的内部刊物，大量发表解放思想的文章。在这个时期，随着“文革”的结束和“四人帮”的打倒，社会上已开始提出要求平反和改正“文革”以来冤假错案以及错误结论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中一些都是毛泽东有过明确指示的，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改变是很难的。胡耀邦曾让中央党校组织对一些问题（例如“走资派”问题）开展讨论，但立即就有人出面阻止，认为这些问题是讨论的“禁区”。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经胡耀邦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同时新华社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5月12日至13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以及全国多数省级党报都转载了此文。
     由于这篇文章阐明，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也是检验“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因而文章一发表，立即遭到了一些当时位居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上的人们的严厉指责和抵制。

1984年国庆35周年大阅兵邓小平检阅部队

     《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当天晚上，上夜班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接到了吴冷西的电话。吴在电话里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的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当时和吴冷西持同样态度的还有不少人。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以后，曾在新华社工作过多年的《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曾涛，说是新华社转发了一篇错误的文章。王殊后来还对别人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在5月17日接替王殊担任《红旗》总编辑的熊复说：“现在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不是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的旗帜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汪东兴对熊复说：“《红旗》要一花独放”，对真理标准问题“就是不表态。”
     1978年5月17日，汪东兴在一个小会上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

胡耀邦是邓小平路线的坚定支持者

     5月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在各省、市的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会上说：“我就听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也还没有完全搞透。”“大家可以看看，小范围可以议论议论，发表不同意见。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毛主席生前对省市委负责同志讲，不论从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
     然而，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这篇文章。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正是在这次会上，邓小平对全党发出号召：一定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在此之前的5月3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等几位为他起草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报告的人谈话时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他有针对性地指出，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的不一样，和华主席的不一样，就不行。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邓小平6月2日的讲话后，6月15日，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会上，汪东兴再次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他要求新闻单位要有党性，要防止被国内外的敌人利用。7月，汪东兴到山东视察。他同山东省委负责人谈话中说“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说：现在报纸上只宣传十七年，宣传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就是不宣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主要的嘛！三七开嘛！
     在这期间，华国锋也指示中宣部和一些省市负责负责人不要介入“真理标准”的讨论。他批评一些省市负责人在这场讨论中表了态。
     为了回答一些人对《光明日报》文章的批评，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是著名哲学家吴江写的，得到了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支持。为这篇文章，罗瑞卿和胡耀邦通了六次电话。《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新华社发通稿。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书籍

     1978年7月21日，邓小平召来中宣部长张平化，向他指出：“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9月9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
     9月1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胡耀邦又组织人写的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
    10月下旬，井冈山时代的老革命家谭震林，给《红旗》杂志送来一篇文章，内容是纪念毛泽东85周年诞辰。文中大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熊复要删去这一段，责任编辑不同意。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谭震林自己又送来了修改稿。把这部分内容写得更突出，更明确了，这使熊复哭笑不得。他写了两点处理意见：一是先派人去跟他谈，说明中央给《红旗》定的方针是不介入讨论，请他删除有关段落；二是如谭不同意删，就照他的意见印出送中央常委审。11月14日，谭震林对编辑部来做工作的人说：“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他坚持不删。熊复拗不过谭震林，只好给汪东兴写一封信，讲明事情来龙去脉，并把稿件送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理。邓小平在上面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的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的批示：“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该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华国锋也同意发表。熊复还是不敢做主，又跑到汪东兴那里去问怎么办，汪东兴也只好同意。《红旗》十二期终于发出来了。

叶剑英、陈云、聂荣臻、徐向前、习仲勋、邓颖超等元老也参与了这场讨论，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大家都明白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这场斗争的实质是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遗产。更深一层的意义是，中国继续沿着毛泽东晚年的路线走下去，还是改弦更张。一位权威人士一语道破了这场争论的尖锐性：“这是针对两位主席的。”一位是毛主席，一位是华主席。

      社会科学界一时也非常活跃，通过发表文章、开研讨会等大力推进这个讨论的发展。邓力群、冯定、童大林、于光远等人发表了充满新思想的见解，积极支持《光明日报》的文章。周扬在一次理论讨论会上提出了“科学无禁区”的看法。认为既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就不应当设置禁区，限制人们去讨论。周扬在文化大革命前长期担任文化部长。他参与制造了很多文艺界的冤案，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也遭受打击。在这次讨论中却喊出了思想解放的最强音。
     真理标准的讨论很快从北京波及全国各地。从1978年8月开始，各省、市、自治区及军区党政要人纷纷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批评“两个凡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连续报道了他们的讲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在辽宁出版的《理论与实践》上发表文章：《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认真讨论了真理标准问题，省委书记杨易辰号召大家解放思想。其它各省市政要接二连三地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谈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新华社一一播发消息，首都报纸作为要闻争相刊登。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声势。
      这个讨论发展到1978年的8、9、10月，就形成了大讨论的局面。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三省视察，行程数千里，走一路讲一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他反复强调，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说:“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他呼吁: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生活好一些。邓小平这些谈话，进一步批评了“两个凡是”，使更多的领导干部认识了这场讨论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