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望过去成就巨大，视现在问题多多，看将来前途未卜。中国的命运从来没像今天这样为世人所瞩目，对未来中国的走向更是众说纷纭，但大都是表达愿望、阐述主张、描绘目标，缺乏改革路线的研究。这是改革与学术的重大区别。学术可以以偏好的某种观点、主张、目标构筑一个体系，而改革则要从现实的此岸出发建造通向彼岸的一座桥梁。中国改革不仅需要目标定位，更需要工程设计；不仅需要决心魄力，更需要艺术方法。

 改革路线研究四原则
研究改革路线，一是要确定方问与目标，往哪去？二是要制定步骤、方法，怎么去？改革是由社会领导集团主导、社会各种力量参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共同推动的结果。所以，需要综合考虑领导的决策力、精英的认同度与民众的利益点。
一是最大共识原则。改革需要具有正义、神圣的旗帜，以凝聚人心、集聚力量、指导方向，同时又要具有不可辩驳性。如果改革提出的目标、口号，立马引起纷争，那就不可行。而这正是今天的中国争议最大的问题。以西方民主社会为参照的自由主义，以中国传统社会为参照的儒学文化，以斯大林模式为参照的社会主义，这三种主张水火不容。批自由主义是照搬西方，批儒学文化是封建愚昧，批社会主义是专制独裁。执政当局提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需要有明确的质的规定性，也应有可以度量的指标，否则对改革方向和路径就失去了指导作用。目前，民间的改革主张，不为当局接受；当局提出的口号，又不为民众所认同。为此，我们必须在当局与民众之间以及各个派别之间找到公约数，在最大程度上达成共识。
二是有序可控原则。中国现实的问题很多，存在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生态各个领域，互相关联，盘根错节。究竟从何入手，解开一个个结，保证改革有序进行，这是需要花功夫研究的。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权力得不到约束，必须实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这在很大一部人群中达成了共识。但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究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模式，尤其是怎么过渡，保证局面可控，是个大问题。世界经验表明，极权制向民主制过渡固然有成功案例，但不少带来政局动荡与社会混乱。中国政治改革迟迟不启动，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民众普惠原则。改革有序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能否给广大民众带来看得见的直接利益，这尤其是启动改革时需要考虑的。目前，贫富扩大，腐败严重，社会不公，民众怨气很大，集中表现在官民矛盾上。在民众利益得不到应有改善的情况下启动政治改革，就可能带来社会的激烈振荡。改革应该从民众最不满而又最容易改的地方改起。
四是标本兼治原则。改革无疑要治本，但什么是本，一般认为是制度改革，而往往忽视了决定制度的价值理念、价值标准。比如认为所有制是经济制度的根本，有的把坚持公有制作为原则，有的把实行私有制作为方向，而判别所有制好坏的标准，是剩余价值如何分配。形式上是公有制，而剩余价值被少数人攫取是最坏的所有制。所以，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没有抓住根本。又比如宪政被认为是政治改革的目标，但宪政只是实现和保障最高价值的手段。那么今天的中国可以共同接受的最高价值是什么？这个问题不解决，宪法的依据是什么，宪政的基础又何在？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在决定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元问题上取得共识，才能推进制度改革。治本要与治标相结合，标是本的表现与反映，从标入手，逐步解决本的问题，这在制定改革的步骤、方法中应该考虑的。尤其是改革的启动不应立即攻坚，这会欲速而不达。

（  文/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 徐景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