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罗力简介
李罗力，1947年6月出生。1982年9月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5年起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86年调任国家物价局物价所任副所长。1988年后调至深圳工作，历任深圳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中共深圳市委副秘书长，并于邓小平同志南巡期间兼任深圳市接待办主任。1993年底至2006年7月担任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现任该院副理事长，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多年来发表了数百万字的论文和著作。主要著作有《金融风暴—东南亚金融危机透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第二冲击波》（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繁荣与衰落—CDI眼中的香港》（香港西迪商务出版公司1999年9月出版）；《沉重的辉煌—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改革开放》（中国财经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北亚经济圈》（中国财经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等。
二、精密的组织体系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创造如此的“奇迹”，归功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上的又一天才创造，那就是“支部建在连上”。“支部建在连上”从广义地说，就是把党的组织系统“一竿子插到底”，一直建到基层单位。而这正是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和取得政权后的中国共产党，在构建其对中国社会各阶层各领域领导权时所做的最重要最基本的一项组织建设工作。
中国共产党与其他任何政党（包括前苏联共产党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相比的另外一个鲜明特性是，它的组织系统具有极其高度的完整性、严密性、系统性和精确性。
不要说别的，仅只相当于埃及全国总人口的7800万中共党员和中共各级组织，能够按照党中央的指挥，统一政令，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像一架硕大无比的机器，按照各自的部位、各自的功能、整齐划一、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地高效运转，成为中国13亿多民众的大脑、心脏和中枢神经系统，这本身就是亘古未有的人间奇迹，是任何其他国家和政党所无法想象、更无法做到的超级难题。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创造如此的“奇迹”，归功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上的又一天才创造，那就是“支部建在连上”。
1927 年9月29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失利后，率部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转移，在到达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时，为挽救仅存的革命队伍，在一间名为“泰和祥”的杂货铺召开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其解决的措施，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有三项：其中第一项是，根据当时部队的实际情况，把部队的建制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第二项是，规定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官长要受它的监督。第三项，也是改编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毛泽东决定，在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在班、排建立党小组，在连队建立党支部，在营、团建立党的委员会；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
“支部建在连上”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武装力量的最根本措施。“支部建在连上”，不仅彻底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使人民军队面貌焕然一新，凝聚力和战斗力空前提高，而且使每个普通战士都可以直接同党的基层组织见面，从而实现了党的组织生活在群众中，群众也生活在党的组织中，极大地密切了党组织与群众的关系；同时，“支部建在连上”，又使得党组织对军队中每个战士的言行和思想动向都有比较全面和深刻的了解，从而通过培养积极分子和吸收新党员的形式，把每一个先进的战士都吸收到党组织中或团结在党的周围，并且教育和带动其他战士，共同搞好军队建设，完成战斗任务。总之，“支部建在连上”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党的支部带动着党的小组，党的小组带动着党员，党员带动着群众。党的组织在部队形成了系统，党支部掌握了基层，党对人民军队领导的制度得以确立。掌握这台机器动转的各级党的组织，对内是联系群众的领导核心，对外又是指挥作战的战斗堡垒。
凡此种种，都极大地加强和巩固了共产党对革命军队的领导地位，极大地壮大了共产党在革命军队中的党员队伍，极大地强化了革命军队令行禁止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极大地实现了革命军队统一意志的核心凝聚力和无往不胜的坚强战斗力。
因此，通过三湾改编将“支部建在连上”，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在人民军队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后来，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时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30年后，罗荣桓元帅在纪念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时发表回忆文章指出：“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由于毛泽东“支部建在连上”的做法成为后来整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军队的最高组织原则和光荣传统，因而造就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党指挥枪”的军队——一支中国共产党拥有绝对领导权和指挥权的人民军队。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和独一无二的。在这一点上，即使是列宁所创立的世界上第一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前苏联红军，也无法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相比。
然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支部建在连上”的意义远非如此。因为“支部建在连上”从广义地说，就是把党的组织系统“一竿子插到底”，一直建到基层单位。而这正是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和取得政权后的中国共产党，在构建其对中国社会各阶层各领域领导权时所做的最重要最基本的一项组织建设工作。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领域的所有基层单位，无论是农村还是在厂矿企业，无论是社区街道还是机关学校，无论是社团组织还是文艺团体……，都建立起了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总之，党的基层组织与一切社会的基层结构和行政的基层单位一一对应。从而形成了一个组织十分精密、机构非常健全、影响无处不在的无比庞大的社会管理体系。正所谓“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都在党的领导之下。
而正是这样一种 “支部建在连上”的做法，使得每个民众百姓每天都可以直接同党的组织见面，从而实现了党的组织生活在群众中，群众也生活在党的组织中的一种极为密切的党群关系；另一方面，这样一种“支部建在连上”的做法，又使得党的基层组织可以通过培养积极分子和吸收新党员的形式，把每一个希望进步的群众都吸收到党组织中或团结在党的周围。
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可能真正懂得，为何中国共产党能够发展成为一个拥有7800万党员的大党；也才能够真正懂得，为何中国共产党能够如此井然有序地领导占这个星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以难以想像的团结、斗志和效率，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发展奇迹，并正在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目标，不断昂首奋进。
三、久经考验的党内民主集中制
历史已经证明，在中国革命时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决贯彻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一系列原则和制度，才得以不断地发展壮大，而且始终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同时又是通过不折不扣地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才得以把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使党成为一支组织严密、行动一致的极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队伍，成为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的核心力量。
当我们对中国共产党上述两个有别于其他政党的突出特点进行论述时，可能就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样一个强调纪律的政党，这样一个用“支部建在连上”的方式构建了精密组织体系的政党，是否会是一个不民主的政党，一个专制的政党呢？凡是对中国共产党不大了解的人们都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而西方那些所谓讲求民主、自由、平等的人们,正是用这样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共产党，来批评和指责中国共产党的。
然而，客观历史的实践证明，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误读。中国共产党不但不是一个独裁专政的党，反而是一个非常强调民主作风的政党，只不过它所实行的民主不同于西方的“议会式民主”，而是共产党所特有的“民主集中制”。
当然，民主集中制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的时候，就把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原则作为组织活动方式的基本准则。而列宁则在创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的过程中，明确地把“民主集中制”作为该党最基本的组织原则。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当然也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但是与前苏联共产党和其他类似国家的共产党相比，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更具自己独有的特色。随着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概括为“四个服从”，也随着毛泽东所创立的“支部建在连上”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组织路线，使得中国共产党内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更为彻底，更为丰富，更为坚决，也更为有成效。
在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把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建立在充分实行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从来都强调实现党内民主集中制是坚决遵守和执行党的纪律的根本基础和条件，从来都把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一种对立的统一。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在我们军队中的党组织，也须增加必要的民主生活，以便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无论在军队或在地方，党内民主都应是为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毛泽东又说：“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创立“支部建在连上”的战略举措时，首先也是以部队中建立民主制度为前提的。正如前文已经讲到的那样，1927年 “三湾改编”实施的三项决议中，第三项“支部建在连上”，就是建立在第二项即“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的基础上。这充分说明，在毛泽东看来，实行部队内部的民主与建立更严密的党的组织体系，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是不可分的统一整体。
对这一点，毛泽东在1929年在批评和纠正红军第四军中所存在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时，再次做出十分重要的论述。他讲到：“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
历史已经证明，在中国革命时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决贯彻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一系列原则和制度，才得以不断地发展壮大，而且始终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同时又是通过不折不扣地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才得以把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使党成为一支组织严密、行动一致的极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队伍，成为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的核心力量。
然而，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随着毛泽东个人威望的不断提高，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袖，越来越违反和破坏他亲手制订和推行的、并且长期坚持成为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的党内民主集中制。他越来越独断专行，越来越凌驾于整个党的组织之上，越来越听不进不同的意见。正因如此，毛泽东犯了极为严重的路线错误，给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灾难。抛弃和破坏民主集中制，既是毛泽东最主要的错误表现，又是他走上错误道路的主要根源。
由此可见，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一个曾经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震惊世界和改变世界伟大胜利的千秋伟人，一个一生铮铮铁骨特立独行、一生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忘我奋斗、一生极其廉洁简朴、一生为党和国家事业牺牲自己大多数亲人、一生为国家和民族做出无法估量的贡献、一个在无数中国人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天才领袖，一旦违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照样会走上错误的道路；同时也照样会为世人和后人留下了最大的“话柄”。现在妖魔化毛泽东的人们，将所有的诽谤、咒骂和攻击，几乎都集中在“暴君”、“魔王”“独裁者”“专制者”这些方面。
而邓小平则正是由于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通过恢复和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恢复和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及党的中央领导核心选举制度，恢复和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政治协商制度，并通过向党和国家的干部体制中引入退休机制，从根本上纠正了1956年中共八大以来尤其是上个世纪60年代后就逐步被毛泽东越来越严重破坏的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从而使党的民主集中制重新成为中国共产党致胜的“法宝”。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
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共产党绝对不是像许多国内外反共势力所别有用心地宣传的那样，是一个专制、独裁、完全没有民主的政党。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实践反复证明了一个真理，党内民主集中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制胜“法宝”，就是中国共产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凡是坚持和发扬了党内民主集中制，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蒸蒸日上，中国的革命就从胜利走向胜利；反之，凡是背离和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出现了专制、独裁、缺乏民主的局面，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就挫折失败，就危机重重，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会蒙受巨大的损失。
